逻辑集合悖论定理，是对Alfred North Whitehead悖论假设：即当一个形式逻辑体系出现悖论时，就用一个更大的逻辑体系去把它包了，换句话说，就是让原先那个逻辑体系作为更大的逻辑体系的子集合。一层一层地包下去，以致于无穷，是否就可避免了矛盾？哥德尔证明，使用层层外延法扩张形式逻辑体系并不能清除其总和的矛盾，即形式逻辑分析不能用来解决认识中的所有出现的矛盾。哥德尔定理简单地说，就是任何一个形式逻辑体系总有一部分不能被自身证真。用中国俗语说，就是谁也不能“黄婆卖瓜，自卖自夸”，把自已民夸成人民的大救星；在他人眼中，说不定是大灾星，——这是科学三要素中的他证。
哥德尔悖论定理实际上是科学三重要素与未知世界中的不确定性结合的桥梁，可以把它看作是笔者《不确定性定律》货币价值＝名义价格×（１/(风险权重＋不确定性)）的数学解释。在社会生活中，把我们一切认识的目的归结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正确的选择，不确定性定律可以写作（最大利益选择方案＝自然目标总价值×（1/（科学错误认识＋不确定性）））。在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到，唯心主义的作用相当于扩大了不确定性，缺乏科学知识或者拍脑袋主义实际上是放大了科学的错误认识；两者都增加了最终方案损失。
结合进化论，“经过进化留存至今的都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成功”，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人权经济学》《人性本私》，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普世的价值观下的正义与邪恶，其实际等同于“科学聪明”，与“唯心愚蠢”。即，科学的就是聪明的，就是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也就是善的。而愚蠢就是邪恶，因为它损害了自已的最大利益；因而将被进化淘汰。如同《权力经营的风险与成本》一文中所提到的《舆论管制等同于引火烧身》。这样，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有关利益人等各抒利益诉求，按照人权得益不可侵犯的民主原则，《彼此约法共守》。而不是从唯心的角度，强调《绝对的道德信仰价值观》。事实上，这就是斯密《国富论》的科学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出，一些人显然把“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普世的价值观，当成了不确定性领域的“哲学信仰”了，中国人常见的《形意思维》的结果。事实上，普世的价值观是科学，不是哲学。是普世，不是普适，————又是汉语的歧义！普世者，普及也；人人觉得符合自已利益者也。
人权和人道主义经常被混淆了，从而出现“两者之间谁为主”的悖论。举个例子，普世的价值观是“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如果他人是以侵犯我的利益为彼利益者，《我们不必拼死维护他人的权力》。又或者，我们会努力实现自已利益的最大化，也会维护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人要“公人之产，公人之妻”，实现他彼的利益最大化，——－他的利益，关我屁事！因此，西方普世的价值观实际上包含了人权和人道主义；人权，是第一位的。它是“连自已都不爱的人，不会真正爱他人”（管仲）的中国古训的现代版。
世界是由科学已知世界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组成的。哥德尔定律从数论的角度证明了“实证性”对科字的支撑：任何未知世界的缺乏实证性依据的“完备哲学逻辑”，都是伪科学，——其体系内的一部分必定由体系内证真或证伪。从而否定了“哲学对科学”的指定意义，否定了一切无经实证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联系。除非，这套体系，能够在本身体系内找到承受科学实证的基础支撑。就象笔者的Aorasms，根植于科学三重性和进化论，而不是依赖于“恩格斯神钦准的进化论”一样。笔者既不是小学扫盲老师，也不是脑科医生，并不关心唯心哲学者，把它视作是“形式逻辑”。
哥德尔悖论定理，其实就是这样一条否定哲学万能论的定理，即，“任何相容的形式逻辑系统不能证明它本身的形式”，却被神秘主义者用于证明“神秘万能”，当真搞笑！大概，这也说明完全数理化的系统超出了公众的兴趣范围时，它本身可以就沦为诡辩曲解的工具。那么笔者对哥德尔定理的通俗解释是否合理，还是让有兴趣的读者，自已去研究吧。
哥德尔悖论定理作为现代逻辑学的基础定理，为此认识提供了根本的支持：任何其无实证依据作为其逻辑基础的学说，都是伪科学；对实践科学，都不具备指导意义。充其量，是对探索未知世界有帮助的唯物哲学，和辩证法。这样，就把任何哲学降格为探索未知世界的“态度”。而不能超越已知的科学领域的科学定理。在科学已经探索清楚的领域，只有科学三重性要素可以加以影响。在没有找到新的实证性冲突证据以前，任何伟大的哲学，任何伟大的哲学，都要退避三舍！无论它是来自梵蒂冈，还是安拉的启示，或者“马恩列斯毛孔神”的哲学神谕！
对于使用哥德尔悖论定理，服务于唯心信仰权力欲的哲学家们，这是一个坏消息。（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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